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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海涛刘惠宁 james ford parham 中国龟类资源丰富，但利用过度，特别是近20年来，不仅国内的龟类资源遭受严重破坏，还大量从国外进口，影响到东南严等国家的野生资源，引起国际组织及相关专家的极大关注，已有不少文章就此发表评论，提出意见甚至强烈谴责。由于这方面的报道多以英文形式出现，国内民众了解的不多。因此笔者择其部分，以期引起更多人的关注。

       在2002年4月29日的《全视野》（panorama）上，一篇题为“中国人嗜食龟胶以疗疾”的文章中说：中国人把龟作为好运和长寿的象征并以龟为食已有几个世纪的历史，随着中国经济的发，这种传统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扬。龟肉、龟汤和龟苓膏的消费量越来越大，虽然没有科学依据的支持，但却总有不少人相信龟能治癌、强肾。这种“信仰”像不可遏制的传染病一样，这种需求给龟类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特别在中国经济繁荣之后，龟类贸易迅速膨胀。           在1999年第9期的《科学》杂志上，一篇名为“龟类的悲剧——亚洲的需求可能消灭全世界的龟种群”的文章说道：1997年7月，william p. mccord携带一只小型摄录机经香港进入中国大陆，摄制了令人痛苦的长达数小时的真实录相带，这些录相带展示了屠宰、运输及无数待售龟类的情景。其中汉密尔顿龟、印度鳖等许多种类是濒危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禁止交易的，也有很多佛罗里达鳖、线耳龟和鳄龟是来自野外捕捉的美国龟。mccord说，他看到的几个市场的规模可与纽约市的富尔顿鱼类市场媲美。他感叹道：“真可怕，无人采取行动去制止它。”在一次会议上，观看了mccord摄制的录相带后，爬行动物学家们沮丧不已。芝加哥林肯动物园爬行动物部主任john gramicri痛心疾首：“如果那些市场上的动物数量继续保持下去，极有可能的情形就是，每天捉来吃掉的濒然动物比我们一生能够保护的还要多。” 

        2000年和1期的《龟鳖快报》上，一篇题为“亚洲龟类有灭绝之危”的文章说：中国本土的种类几乎被吃光，金头闭壳龟在自然界已灭绝，再高的价钱都无法买到；周氏闭壳龟、潘氏闭壳龟也已商业性灭绝。1997年的调查表明，仅有少部分龟是中国本地龟，出现在中国市场的龟种越来越多地来自越来越远的国家，除了孟加拉、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外，连新几内亚和美国都受到了影响。 

        2001年12月20日的《美国迈阿密报》的一篇名为“濒危龟类——近7500只濒危龟类将运抵佛罗里达”的文章说：中国边境的走私现象较普遍，爬行动物的肉已成为一种主要产品。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生物多样性工作组在广西中越边境野生动物贸易状况调查报告中指出：每天从越南进入中国的野生动物就有2.29～29.32吨，其中61％以上为龟类，这意味着每天仅从越南出口中国的龟就有18.4吨。最让人吃惊的恐怕还是近十年贸易的增长速度，在“龟类的悲剧——亚洲的需求可能消灭全世界的龟种群”的文章中还谈到：“印度尼西亚一货主的长期订单是一天向中国运送1吨龟，美国的一位交易者的长期订单是每星期至少向中国运送1吨。”

        在1995年的《trafic》上，一篇“海龟与淡水龟：南亚地区的贸易状况”的文章中说：以缅甸陆龟为例，从孟加拉进口到新加坡、香港和中国大陆的贸易量1991年为8万公斤，1992年增至28万公斤，1993年达到72万公斤，这个重量相当于50万只个体。马来闭壳龟的贸易增长量也类似，1988年从苏门答腊出口3.7万只，1991年仅从苏拉维西出口的个体即达20万只。谈及贸易，“亚洲龟类有灭绝之危”的文章指出：由于出口到中国市场的龟大多是打着海产品的旗号，因此无法详细统计某种龟的贸易量究竟有多大，由于船运条件，在到达终点时龟的死亡率是非常高的。对繁殖率很低的大多数龟来说，这种利用方式肯定是不可持续的，特别是因为被捉的龟是成熟龟，即已经经过了危险的幼年和接近成年期而成为繁殖源的少数龟。要不了几年，很多龟种将会在野外消失，更糟糕的是对龟的需求还在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增长。纽约龟鳖类学会论文集中的一篇“龟鳖的1997之灾”的文章指出：龟类面临的危机从来没有像今天在东南亚和中国南部这么严重过，甚至迁至北美的亚洲人把他们吃龟的习惯也带来了，得不到亚洲龟，就红耳龟、钻石龟、鳄龟等新大陆龟来代替。任何龟都不可能长时间经受住如此的消耗。（原载《大自然》2003年第一期）